經過幾十年的積極探索和實踐，電力需求側管理已成為提高電能利用效率、降低社會用電成本的有效措施，對促進節能減排具有重要作用。近年來，中國立足電力生產與消費實際，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注重建章立制，積極完善政策、推進項目示范、強化宣傳培訓，加強電力需求側管理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十三五”以來，我國用電量保持一定速度增長，電力供應能力總體充足，電力供需由總體偏緊、局部地區供需緊張轉變為總體寬松、局部地區供應富余與局部地區高峰時段偏緊并存，供需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生態文明建設、能源消費革命、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保障能源安全、新的碳達峰目標與碳中和愿景等，都為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嚴峻挑戰。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注重需求側改革；12月16～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注重需求側管理，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這為新形勢下穩步推進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能源低碳轉型的關鍵期。在“雙碳”目標的驅動下，需求側節能減排、提高能源效率愈發重要。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要準確把握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通過采取有效的激勵措施，引導用戶改變用電方式，提高終端使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助力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

“十三五”期間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成效明顯

“十三五”時期，電力需求側管理政策體系逐漸完善。國家層面，《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明確提出要實施能源革命重大戰略行動，推進重點領域率先突破，電力需求側管理行動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等都提出要加強電力需求側管理，并明確了電力需求側管理的具體工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部門陸續發布《電力需求側管理辦法（修訂版）》等政策文件，推進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深入開展；地方層面，各省市自治區結合自身情況，從有序用電、需求響應、市場化交易等方面持續豐富本地的電力需求側管理政策體系，積極推動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落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業內專家介紹了“十三五”以來，我國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取得的具體成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落實主體責任，強化考核力度。電網企業作為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的考核責任主體，充分發揮聯系電力用戶的優勢，積極落實電力需求側管理考核目標指標，不斷提升終端能效水平。根據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電網企業實施電力需求側管理目標責任完成情況年度公告，2016～2019年，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公司均完成了電力需求側管理目標任務，累計實現節約電力1627.3萬千瓦，節約電量640.3億千瓦時。

二是推動試點示范，擴大主體范圍。近年來，各地不斷擴大需求響應試點，上海、江蘇、廣東、北京、天津、浙江、山東等地紛紛開展了需求響應實踐，迎峰度夏期間有效削減尖峰用電負荷約1000萬千瓦。同時，針對電力需求響應，市場主體準入條件不斷降低，允許包括居民負荷在內的電力用戶參與，鼓勵售電公司、負荷聚合商、儲能、充電樁等新興市場主體參與，極大地挖掘了需求側資源的響應潛力，不斷提高響應成功率。工業領域電力需求側管理示范企業共計141家，電力需求側管理示范園區共計12個，基本覆蓋了傳統和新興產業領域。

三是探索工作模式，深挖需求側資源潛力。各省市自治區因地制宜，不斷探索創新工作模式，積極促進需求響應在保障電力系統安全運行、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中發揮更大作用。例如，江蘇實現單次最大削峰負荷402萬千瓦，單次最大填谷負荷359.4萬千瓦，規模均創全國第一；山東、浙江、上海、重慶等省市利用跨區可再生能源電力市場化購售價差，拓寬激勵資金來源；天津引入“城鎮型虛擬電廠”實施模式，擴大參與用戶類型范圍，積極推動夏季削峰和冬季填谷響應實施。

四是加強平臺建設，發揮大數據優勢。結合電力市場建設的推進，依托電力需求側管理平臺建設，各地積極擴大平臺的電力用戶接入規模，發揮平臺的用能大數據優勢，助力企業用電行為優化。例如，上海成功實踐國內首個負荷型虛擬電廠運營平臺，聚合200多棟樓宇形成10萬千瓦可控容量；寧夏不斷完善電力需求側管理公共服務平臺，實現可監測容量2014萬千伏安，覆蓋1039戶企業，形成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網絡。

節能和提升綜合能效是新時代的新使命

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優化明顯加快，能源消費增速放緩，資源性、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發展態勢逐漸衰減。“與過去相比，節能工作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面臨的形勢更加錯綜復雜，需要應對的挑戰更為艱巨。必須清醒認識到，節能不是能源供應緊張時緩解供需矛盾的權宜之計，不能因外部條件的變化而放松和懈怠。”該業內專家表示。

一方面，要深化對節能工作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進一步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上來，針對新形勢樹立新思維，適應新變化、實現新使命。另一方面，從供需形勢看，當前我國電力供需總體寬松、局部地區供應富余，與局部地區高峰時段偏緊的情況并存；在生態文明建設和新的碳達峰目標與碳中和愿景下，節能減排更為必要和關鍵，這就要求“十四五”時期電力需求側管理必須繼續大力做好電力電量節約，尤其在高峰時段偏緊的局部地區要更好地發揮電力需求側管理的作用。此外，我國電力系統的新特征也越來越明顯，“十四五”時期，在能源綠色低碳化的發展方向下，電氣化率將繼續提升，可再生能源裝機與電量的比重也將加快提高；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用電方式的改變，最大用電負荷持續升高、負荷峰谷差不斷擴大的趨勢仍將持續。“‘十四五’時期，電力需求側管理需要以這三個方面為新的工作重點，適應電力供需形勢和電力系統發展的新特征，使電力需求側管理成為促進電能替代、可再生能源消納以及電力系統智能化發展的關鍵手段，從需求側大幅提升電力系統的安全性、靈活性及綠色低碳發展水平。”該業內專家表示。

安全、綠色、經濟是我國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實施能源轉型、建立現代能源體系的核心目標。無論是滿足我國現代化能源增長需求、保障能源安全，還是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動能源低碳化、清潔化進程，或是降低用能成本、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價格可承受的能源生產要素供給，通過節能和提升綜合能效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都是基礎和前提。如果能源消費總量增長過快、不能得到合理控制，上述所有目標的實現都將大打折扣、事倍功半。離開能源消費總量控制這一基本前提和支撐條件，能源轉型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據了解，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能耗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2019年，我國人均GDP約為1萬美元，不足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4；人均一次能源消費量為3.4tce，僅為美國的1/3，是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1/2。按照OECD國家的人均能耗水平測算，我國能源需求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可再生能源發展受資源條件、經濟性及電網平穩運行等條件限制，石油、天然氣發展受資源稟賦和供應渠道等方面約束，超出總量目標的能源需求只能依靠煤炭來滿足，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達到20%、天然氣占比達到15%、二氧化碳排放達峰”等一系列能源轉型目標都將難以實現，能源安全保障和生態環境容量也將承受巨大壓力。節能和提升綜合能效不僅是滿足我國能源需求增長的最優先來源，也是推動能源轉型、建設現代能源體系、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必然要求。

當前，世界能源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明顯加快，各國積極搶占綠色低碳發展競爭制高點，都把節能和提升綜合能效作為重點突破方向。我國資源環境形勢嚴峻，有世界上最強烈的環境改善訴求、最大的節能市場、良好的產業發展基礎，發展節能產業大有可為。一方面，對傳統產業實施節能升級改造，可以賦能實體經濟，促進傳統產業提升質量和效益，降低全社會實體經濟用能成本，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重要支撐；另一方面，超高能效設備產品、低能耗建筑、節能和新能源汽車等在我國有著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應用前景，依靠創新驅動，在孕育新技術、催生新業態、引領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等方面具有很大潛力，有望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支柱，在培育發展綠色動能、提升綠色競爭力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我國能效管理和節能服務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該業內專家表示，我國整個節能體系建設確實取得了巨大進步，可以說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宏大、最綜合的節能管理體系，然而還是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總的來說，在聚焦減碳控煤的前提下，要遵循“剛性執行，柔性調試”的原則。

一是體制機制及市場建設有待進一步完善。我國能源系統在子系統間、地域間的壁壘仍未有效打破；缺乏基于用戶能效的獎懲機制，能效投融資渠道尚未打通；各能源市場、碳市場及需求響應機制的建設和協同程度仍需提升，市場主體活力有待深入挖掘。現有能源管理體系下各個能源主管部門相對獨立，不同部門政策不一致性以及統一規劃缺失的問題較為突出；此外地方政府為保護本省利益，對跨區電力交易實施干預，制約了以電為中心的能效管理的大規模開展。當前我國基于能效的激勵政策相對較少，對普通企業或用戶而言吸引力相對較低。能效管理相關綠色金融產品缺乏，相關體制機制不完善，投融資渠道還未打通。當前電、氣等單一能源市場尚不成熟，碳市場仍處于建設初期，市場定價機制尚不健全，市場結構不合理，需求響應由于電價管制等原因，市場化競爭仍不充分。

二是關鍵核心技術亟需加大攻關力度。能效管理涉及領域多、產業鏈相對較長，同時與各類先進設備及數字化技術結合緊密。目前我國在操作系統、綜合能源規劃技術和需求響應管理平臺等“軟科技”方面，以及能源路由器、先進大型電器等綜合能源服務及電能替代領域“硬科技”方面均存在薄弱環節，不僅增加了整體成本，還有被“卡脖子”的風險，制約了能效管理與節能服務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三是抓緊建立統一的業務標準體系。當前我國能效標準的制定主要針對于用能產品而非整體行業，一方面能效管理缺乏統一的高質量標準體系，另一方面不同業務之間數據標準化程度較低，致使關鍵設備和數據接口間兼容性較差、企業間協同成本較高、業務間數據共享能力較弱以及系統與用戶間互動能力受限，嚴重制約了企業與企業間、企業與用戶間的高效合作。

四是商業模式需要持續創新培育。能效管理與數字化等先進技術高度耦合，涉及政府、企業和個人等多種類型，用戶需求差異程度較大，對溝通機制要求較高，且能效管理同時涉及實物資產和數字資產兩大領域，傳統商業模式中難以滿足節能服務的切實需要，商業模式的滯后制約著該領域商業價值及社會價值的充分發揮。不同領域商業模式差別較大。能效管理內容廣泛，其中實物資產與數字資產在商業模式中具有明顯差別，且數字資產價值挖掘仍處于初期。細分業務中電能替代以實物資產為主，需求響應以數據資產為核心，而綜合能源服務同時涉及兩大領域。各類不同細分業務間聯系十分緊密，整體商業模式設計難度較高。應用場景個性化特征較強。能效管理涉及政府、工業、居民和交通等具有不同需求的用戶群體，同類用戶間由于在用能需求、經濟承受能力等因素上具有差異性，相關企業需針對其要求制定個性化、定制化解決方案，政府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間溝通機制需加強，單一商業模式較難覆蓋全部應用場景。與先進技術耦合程度較高。非侵入式狀態監測、5G通信、大數據、人工智能和能源互聯網等先進技術與能效檢測、綜合能源服務和需求響應等節能業務聯系緊密，為提升節能潛力打下良好基礎，但各類技術的具體應用模式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十四五”時期節能和提升綜合能效的思路

該業內專家指出，能效提升具體途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重構工業化和城鎮化模式，實現系統性優化。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傳統產業升級改造。要加快產能過剩行業“去產能”步伐，實現節約、集約發展。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產品出口。加強重點行業的規劃和布局，構建地區間優化產業布局的協調機制，盡早改變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生產能力過剩的局面，使區域經濟與產業宏觀布局協調發展，避免重復建設造成的能源浪費。推動緊湊型城市和城市群發展，鼓勵土地混合功能開發，實現復合型工廠、公共交通、綠色建筑等各類基礎設施有效銜接、融合發展，全面提升中國城鄉的宜居程度和綠色低碳發展水平。

二是加快能源系統智慧化升級，實現多維度協同。未來一段時期，能源發展中的需求增速放緩、結構優化加快等趨勢仍將延續，能源供需總體寬松與時段性地域性緊張并存、可再生能源消納困難等問題也將以不同程度存在，能源系統整體的效率和效益水平不高的局面亟待改變。在能源革命形勢下，要轉變規模擴張發展思路，推動能源行業由生產能源產品到提供高效能源服務轉變，依托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互聯網、5G等先進的數據挖掘計算和信息通信技術，構建綜合能源系統，強化能源供、需兩側銜接互動，大幅提升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的系統效率。探索跨能源品種交互運行管理，優化不同能源子系統運行協作方式，實現協同管理、交互響應和互補互濟。加強能源系統的“末端支撐”，鼓勵分布式能源就近平衡、提升本地能源自給率，同時提升需求側智能化水平和響應能力，緩解供應側儲能調峰壓力。

三是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一體化”集成。加快先進成熟技術的普及推廣，對交通、建筑、工廠、園區、城市等進行“一體化”設計，從源頭實現資源能源的集約、高效和優化利用。推動互聯網、物聯網、智能化技術加快發展，與各類能源基礎設施融合發展，加快“一體化”升級。支持以分布式能源模式支撐“新基建”的發展模式，如分布式光伏與5G、儲能等結合起來的“光伏+5G通信基站”模式，基于“微網+充電樁”的智能微網儲充一體系統等。堅持電氣化、清潔化發展方向，在保障供應和價格可承受前提下，繼續實施“煤改電”、“煤改氣”、余熱暖民等清潔能源替代工程，加大對充電樁、加氫站、配電網、城鎮燃氣管網、熱力管網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統籌能源發展與鄉村振興，加強農村電網改造升級，使農民“用上電、用好電、多用電”，持續實施農村建筑節能改造、家電下鄉和汽車（新能源汽車）下鄉政策，提升農村地區能源服務水平和生活質量。

“十四五”時期，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必須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統籌發展和安全，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系統推進電力需求側管理創新、深化和升級，實現節約用電、環保用電、綠色用電、智能用電、有序用電，促進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與高質量發展。要堅持能源安全，積極推廣需求響應，增強電力需求側應急保障能力；堅持效率優先，持續引導節約用電，推動電力電量節約工作優化完善；堅持綠色低碳，提高電氣化水平，推動電力供需協同互動；堅持市場化改革，促進智能用電升級，探索電力需求側管理新方向。